杨一:出名就像垒板砖

由 zenmonk 于 星期一, 2009/05/04 - 12:42 发表

原文标题: 
杨一:出名就像垒板砖
日期: 
2004-11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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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民谣

这个秋天是民谣的萧索季节。10月29日,台湾原住民歌手万沙浪自杀;10月30日,台湾民谣创作人梁弘志病逝;同一天,北京民谣乐队“野孩子”主唱小索病逝。

“民谣”在近几年来第一次以如此高的密度出现在各种媒体上,以这样一种悲凉的姿态。逝者已逝,民谣何时能够在悲情中重新歌唱?我们希望在对曾经与现在的一些歌者的记录中找寻到一点线索。但也许,如鲍勃·迪伦的歌词“答案在风中飘逝”。

街头歌手杨一

杨一抱着吉他在中国美术馆旁唱了12年,4年前媒体的集中报道令他对“出名”有了自己的认识。现在他依然要面对观众的冷漠,以及城管偶然带来的“麻烦”。

“一个纤细的声音从某个角落怯生生地传来:杨一我爱你……”——这是新青年论坛“音乐聚义厅”对2001年杨一在北大演出现场的记录,当时同场演出的还有窦唯、“野孩子”等。2000年前后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中国时报》、《新周刊》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从粤北小镇流浪到北京的客家人杨一,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旁演唱了8年。此后,杨一出了专辑。2003年,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拍摄了记录短片《歌者杨一》。一把吉他、一把口琴、中国美术馆门口,杨一仿佛已经小有名气。

杨一自己对名气的解释是:“如果我在美术馆唱歌,肯定我在那个地方出名,因为同时没有(别的人)那样做,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,可能我唱3年会在方圆500米出名,唱10年会在方圆5公里出名,唱30年会在方圆10公里出名……就像垒板砖。”

11月6日,周末,杨一的5公里的圆心——中国美术馆。西侧门口,人们排着长龙等待看印象派画展。东侧有一块小小的街心公园,在朝内大街和美术馆东街的交会处。小公园则是肆无忌惮的小情侣、遛狗的人、退休之后以棋牌消磨时间的老大爷们的天下。路过北京的外地人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在地上,坐在长椅上歇脚。周围唱片店流行歌手的真情告白混合着公共汽车出站到站的声音。

这天,杨一没有出场。

刘大爷5年前退休之后就经常到小公园下围棋,在他的印象里,杨一的形象不太清晰。
“你说哪个唱歌的,那老头?”“不是,一个年轻人,长发,弹吉他。”“哦,他呀,以前老来,最近得有一个月没见着了。”
“他来的时候,听他唱歌的人多吗?”
“有多有少,有时候三五个人围着听。我们一般下自己的棋,别的事我们也不参与。他吉他弹的挺响的,唱的是什么听不大清楚。”
刘大爷说,小公园里经常会有附近派出所穿便衣的巡逻人员出没,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聚众赌博的,对唱歌的一般不干预,城管管这摊:“以前朝阳门地铁里头老有个唱歌的,城管的车一来就给轰走:‘有什么困难找政府,别在这呆着!’”
用自制的扫帚一样的“大字笔”蘸水写在水泥地上写“地”字的李大爷也不能清晰的说出杨一的面貌,他问记者是不是想找一个外地来的吹笛子的人。

之前一天的晚上,在南长街的“琴·茶”馆,记者请杨一提供他在街头演唱的照片。杨一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超薄东芝笔记本电脑,在其中翻检。在拍摄于北京街头的照片里,他几乎从来都不是画面中的焦点,尽管他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。人们或者背对着他,或者站在一旁抱着肩膀,大家表情各异,即使看他,目光也以茫然、不解的成分居多。

“12年来,观众态度的转变不大。”杨一说,抱着肩膀冷漠的看客还是占了相当的比重。

1992年,报考美术院校落榜的杨一背着一把60块钱的红棉牌吉他和几件衣服来到北京,目的地是中央美院,却误打误撞地住进了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,盘缠用尽的时候开始在那里卖唱。之前,他是一个在乡村倒卖电器的小老板。更早的时候,他是一个因听香港电台的节目而迷上无线电和许冠杰的辍学少年,“听许冠杰的歌,我一看,作词作曲唱全是他一个,真厉害!如果以后唱歌就做这样的。”后来听到崔健的歌,“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到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。”崔健和落榜,成为出走的动机。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邂逅鲍勃·迪伦则促使杨一自觉走上民谣路线,“原来音乐还可以那样,就一把琴,却那么动听。我们平时听到的音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配器包围,就像城市的建筑被广告牌所包围,看不清本来的面目。”

1994年5月,杨一背上吉他和录音机从北京去西安,事后这种举动被称为采风,其实更本真的出发点是:“我在农村长大,直到今天也不适应城市的生活,过一段时间就想离开。在陕北的黄河边,方圆几公里没有一点人的声音。你躺在那里,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今天还是身在两百年前。”行走是第一位的,采撷则是碰到什么算什么。杨一碰到了自制了一堆打击乐器的歪嘴老农李生才,听到了直白泼辣的荤曲《掐蒜薹》和《立场记》。“民歌当中有一大半是酸曲,这些东西怎么会消亡呢?”回到北京之后,在陕北的见闻和延川民歌的风貌被吸纳进杨一的创作里。
“对我来说,去美术馆唱歌就像遛弯一样,隔一段时间不唱我会觉得难受。每个周末,只要天气好,我都去。”杨一对记者说,“为什么要在美术馆唱歌?因为那什么人都有,有遛鸟的大爷、有民工、有艺术青年,而且人们不是非听你的歌不可。一个人在家练琴练一会就腻了,但是你站在街头,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,你也会有一种表演的感觉。美术馆给了我最大的人场。”杨一的歌声沙哑苍老仿佛用尽了喉咙里的力量,这种音色和他平时说话的嗓音差别很大,“就像演话剧,如果你用平时说话的声音在台上,观众是听不清楚的。”

刚开始唱歌的时候,经常有大爷大妈倒背着手听一会,惋惜地摇摇头:“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?非要乞讨!”更多的人是木然地抱着肩膀,猜不透这个弹着吉他、吹着口琴,长发盖住脸颊,唱得声嘶力竭、眉头紧皱的人是何方神圣,到底想干嘛。被当作盲流关进昌平的收容所也不是一次两次。“开始被抓的时候很有反抗的冲动,也曾经反抗过一次,但是后来再也不了,因为沟通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人家也不容易,他们有任务。他不让唱咱就不唱,等他走了我再唱。我不能因为他不让我唱就改辙。”

迄今为止,杨一灌制了两盘CD,囊括了他12年来创作的二十几首作品,这两张CD都没有进入正式的发行渠道,而是采取边卖唱边卖CD的“自发行”方式。除非是帮朋友忙,杨一拒绝进入录音棚。“商业体制不会容许艺术家保持自己的想法。”

2002年,杨一曾经应当地华人艺术团体之邀到巴黎游历。在圣母院前,他找到自己心目中街头艺人的理想状态。在那里,有各种各样支起小摊子做露天表演的人。一个把自己全身裹进透明胶带里的独角戏演员吸引了最多的观众。表演结束后,独角戏表演者摘下帽子托在手掌上,用夸张而滑稽的声调说:“哈哈哈,现在我表演完了。把你们的钱都给我吧。美国人多给点,自己留5块就行了。其他人可以少给一点。”

“他没有绕着圈去收场钱。他就站在哪儿,很自信。他表演的是艺术,观众看的也是艺术。”杨一说,“什么时候咱们这也像他们那儿那样就好了。艺术不仅是音乐厅。艺术是你在街头就能看见、听见的东西。

什么时候大家愿意在天气好的时候走到街上拉琴唱歌,我们离真正的艺术之都、文明之都就不远了。”

11月6日下午四时半,记者收到杨一的短信:“我已经被城管抓走了。”

杨一歌词:

在那粤北山区的小镇上/每一个孩子都健康地成长/古井里的水总是那么甘甜/上学要经过细长的街道/爸爸不抽烟身体很好/妈妈不会骑单车是因为胆子小……小镇上住的全是客家人/年老者总在说着从前:祖先们从战乱的中原/迁到这里成了做客的人/春天的细雨呦灰蒙蒙的小镇上/路边的榕树大得像一只船/秋天的风送走夕阳/吹来远处的桂花香……
-------《粤北小镇》

他这人啊,就像烤白薯/熏黑的脸,软绵绵的心/骑着单车呀串街走巷/嗳呦,就这样一天到头只求能卖个好价钱
-------《烤白薯》

招工广告贴站牌/贴得站名都看不清/反正你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/走一步,算一步/随着上,随着下/树林大了好安身/要去北京大本营
-------《样样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