野孩子乐队:夜莺回家 /颜峻

由 zenmonk 于 星期日, 2009/05/10 - 05:16 发表

原文标题: 
夜莺回家
日期: 
1997
正文: 

让野孩子乐队出现在《粤港信息报》“地下丝绒”这个栏目,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: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价值,并不取决于他/她的新闻价值、形式标签和人造光环的大小,地下音乐家如果不能在智慧和感情的领域内为人民服务,就只是娱乐游戏中的筹码和标签。

野孩子上个月(1997.8)在兰州的三场演出充其量吸引了1000名观众,加上今年元旦自北京大西俱乐部Party以来的少量演出和 Channel[V]的专访,认识他们的人也决不会比任何一类追星族多。简单地说,野孩子是它的成员在祖国大地上漂泊谋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,那是 1995年2月的杭州,有歌为证:“那一年下雪的时候,走出了家走出了兰州。两脚埋在雪里头,我是要往那里走。杭州的西湖太美,美得就像天堂的眼泪,美得让人心儿醉,美不过那黄河水……”(《黄河谣》)这是张诠(他19岁从西宁来到兰州干歌厅)和小索(小名叫军娃的兰州小伙)的故乡之歌,后来也是四川籍鼓手周国斌(今年3月他在北京加入乐队)的大地之歌。一副腰鼓改装的手鼓、两把木吉它、三颗劳动者的心,这就是野孩子。他们以撼动心灵(如果它还不曾被你遗弃)的方式获得拥戴,这拥戴来自更多更广泛更难以统计的中国人民和劳动人生,其实,这拥戴也就是听者对自己、对生活的尊重与爱。在兰州黄河音乐生产社的组织下,回乡度假的野孩子在一家迪厅做了“汇报演出”,青年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过来,带着经济拮据的痞气和诚实的笑容为他们鼓掌——“星期天的下午我来到了西固城*,一个漂亮的姑娘从马路上走过来,我知道我没钱只看了她一眼,她说我是个不太正经的流浪汉。啊哟这是什么地方?”(《来到西固城》)

这样,客居北京的野孩子其实早已得到了广大中国百姓的认可,剩下的,似乎只是让他们相互见面、歌唱、聆听。这不会太远,野孩子正在为一家唱片公司工作,一如他们沉稳的性格和音乐,事情正在从十年流浪向一张唱片发展开去。

Channel[V]说他们是前卫音乐战士,这其实不错,因为把西北各民族的民间音乐、北美民谣、囚歌传统、少量方言、花儿唱腔与一种延绵流动的节奏溶在一起,甚至溶在血里,做当代的和低层的歌唱,这无疑前无古人。以那种循环的、不规则的节奏为基础,野孩子把时代引回了劳动的韵律中——“我见过撒种子的妇女,她一边挥手一边唱花儿,因为这种运动,她唱得和舞台上的花儿完全不一样!”以诗意和坚定的信心,他们又把市井乡野的语言提升到一再肯定和升华的曲式中——在那首带着文学色彩的歌中,他们唱了北岛的《一切》,副歌部分却是野孩子式的齐唱:“你们的热血消失在,消失在你们的思想中;你们的爱情消失在,消失在你们的怀抱中”。尽管前卫一直被解释为文明的边缘、心灵的裂变和时代的冒险,但野孩子却说:“他们只能代表少数人,我们才是和时代贴得最近的,因为劳动人民还是大多数。”在中国歌舞团潮湿的地下室里,小索在墙上贴了一张《音乐殖民地》附送的Kurt Cobain像。Nirvana给他们的启示是:简单、有力、不做戏剧式的表演。这三个固执、健康、朴素的青年并不担心自己失于保守,他们说:“真正的精英听真正的音乐。”

他们唱着破旧的厂房和新盖的商场,他们唱着我的朋友你为什么害怕失眠,他们唱着歌走过南方的城市和北方的山野草原,他们音色干净像青铜和黄铜,而节奏迷人像最初的舞蹈,现场大段的演奏和大量的反复把松散变成了重现的背景:人们被命运驱使着,又在这驱使中双手劳动、生长、重复和创造简单的幸福。安徒生笔下的夜莺就是这样,它唱着高级的歌,使人忘记忧愁,但又并不住在高级的皇宫里,它见过太多的欺诈、压抑、悲剧和牺牲品,但这只能让它成熟起来,唱得更有信心。“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,不要管太阳下面我信谁,不要说冷了饿了我恨谁,不要等花开花落我爱谁。”(《野孩子》)作为与城市文明背道而驰的音乐人,他们的兼收并蓄只是向着民间音乐开放;而作为简单的人,他们的保守却赢取着生命本身的自由——他们把粗陋的流浪汉弹唱曲发展到了丰富的新音乐,也让自然主义的底层焕发出诗意——它混合着草叶、机床和海洋牌香烟的气息,经过日晒雨淋,变得健康,我们为自己身上的美而激动了,并不再庸俗。

(注:* 西固,兰州市的工业区)